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文学批评界是一道瑰丽的风景，而构成这道风景的中坚是一些中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，王彬彬就是这其中的一个，并且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近十年来，他已出版评论、随笔等不同形式的作品五部，引人注目。最近，记者有机会采访了他。
△自从九十年代以来，你一直活跃于文学批评界，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是如何走上这条道路的？
○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上大学的，学习的专业是日语。这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偏爱中文专业。不过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能够上大学已经很不错了。由于学校是军校，毕业后分配到大别山区，后来又随单位迁移到南京。在南京，我有机会阅读一些文学书籍，并赶上了裁军机会，于是就报考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。在复旦一呆就是六年。1992年毕业，又回到南京军区创作室工作。
△外语在中国一向很吃香，你怎么想到转行搞文学研究呢？
○外语我很喜欢，而且我还学得不错。有人说外语只不过是工具，我觉得外语不应只是工具，还应是文化，很值得研究。我这人喜欢读书，而且读的特别杂乱，东一榔头，西一棒槌。好读书而不求甚解，很难在一个专题上一直做下去，总是被现实问题所吸引。我写的文章也比较杂，有评论，也有随笔。但就我个人来说，我更喜欢随笔，写起来得心应手。
△听说你已从军队转业到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，是吗？
○毕竟军队与我搞文学研究没有太大关系，一直想转业，去年获得批准。我比较喜欢南京这个城市，她是中国自然和人文环境交融最好的城市之一。于是就选择了南京大学。△九十年代，人文精神讨论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，听说你也积极参加了，你是如何看待人文精神的呢？
○人文精神是个复杂的问题。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，拜金狂潮，使文学上精神的东西低迷，大众文化走红，以王朔为代表的“痞子文学”甚嚣尘上，从而引发了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，但那场论争后来变为吵架。不过，任何一场学术讨论，都不能寄有立竿见影的希望。实际上，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，也不可能取得一致，人们理解上各不相同。人文精神也不应该有严格的定义，它本身就应该是个开放的概念，本身应该是宽容的。
人文精神有几个层面。比如知识分子层面，社会层面。并非知识分子就一定有人文精神。知识分子应有超越本专业的情怀，一方面在专业上有建树；另一方面，还应该关心民族、人类的前途，发出清醒、正直的声音。知识分子应该站出来，亮出你自己，带动社会前进。
△现在文学界有这样一种现象，大家喜欢谈百年文学如何如何。你怎么看这过去的百年文学？
○到了世纪末，人们清算风膨胀。我很不以为然。一百年文学，前提是到了世纪末，于文学本身没有多大意义。要算账不能这样算，百年文学可以分为好几个时段，几个时段差别很大，时代主题也很不同。明年就是二十一世纪，但很难想象明年的文学与今年有什么不同。相反，重大关节点比世纪更替意义更重大。比如，1975年与1979年的文学就很不相同。百年文学命题本身就不能成立。如果要从几个时段来看，二、三十年代的文学充分繁荣，发展也相当好。那时出现了文化上的鲁迅。
△今天的文学界，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都热热闹闹，你能否从一个评论家的角度谈谈你的看法？
○整个文化界，从创作到学术研究都有求大求全的心态，小说一写就是三十到五十万字，多少多少长篇，学术界也是这样。很多单位以评奖来判定其价值，殊不知，评奖体制有问题。文学、学术被政绩化，用行政体制来管理学术，用获奖来衡量文化产品。实际上，文化产品不应该被政绩化。
文学批评也存在问题，批评以什么方式存在？一个职业批评家群体存在也许有好处，但绝对有坏处。许多文学作品走红，是炒作的结果，创作与批评互相需要，带来负面影响。有的作品是写给批评家看的。我们的社会，有分量的、有必要的批评太少，有一部分批评用学院化表现有必要，但所有的批评都用学院化表现即成问题。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文学批评，但职业批评家群体的存在是不合理的。
△你最近在研究上有什么计划吗？
○最近，我正在对九十年代以来的文艺论争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梳理，计划写一本近十年文艺论争的书，已写了一个专题：余秋雨散文论争。
关于余秋雨，我觉得这个名字不仅仅与散文家相连，也与文化明星有关。我们应该把作为学者、散文家的余秋雨与作为文化明星的余秋雨区别开来对待，把他的散文与其它关于文化的议论区别开来。最近对余秋雨的批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：宏观上，我认为，显示了文化界的道义和良知。但具体到一些批评文章，有些观点，我不能认同。有些批评文章的文风也不好，尖酸、刻薄。比如，挑余秋雨硬伤的文章多，其实在散文中有些硬伤是无伤大雅的。仅仅在硬伤上摧毁不了他，挖苦、讽刺也无必要。
△文学批评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探索文学的发展规律。你觉得未来的文学会怎么样？
○这很大程度取决于社会发展，忽视这一点是空谈。也取决于作家精神上的自由度，社会对文学的宽容程度。文学会不会快餐化？有可能。这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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